第二节 文明溯源一、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人面鱼纹彩陶盆2013年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仰韶文化人面鱼纹彩陶盆为新器时代前期陶器，高16.5厘米，口径39.8厘米。1955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半遗址，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人面鱼纹彩陶盆是由细泥红陶制成的，敞口卷唇，表面是以红、黑、赭、白等烧制而成的彩绘，内壁则是用黑彩勾勒出的两组对称的人面鱼纹。图案中的人面呈圆形，额头右半部涂成黑色，左半部为黑色半弧形，眼睛细而平直，鼻梁直挺。嘴旁分置两个变形的鱼纹，鱼头与人嘴外廓重合，耳旁还有两条小鱼，构成了奇特的人鱼合体形象。人和鱼两种图案的组合，反映了原始人的渔猎生活，是研究原始人生产、生活方式的重要史料。 人面鱼纹的图案是模仿与创意的完美融合，不属于完全写实的图案。原始人类的艺术创造力随着生产的进步而不断提高，从最初对事物的简单客观模仿，到逐渐加入主观的艺术创造，并且能够准确地表现一些细部特征。这一图案是原始艺术向古代艺术过渡的见证。仰韶文化时期，人们会把天折的孩子放置在陶瓮中，以瓮为棺，以盆为盖，此人面鱼纹彩陶盆就是瓮棺的盖子。人面鱼纹作为纹饰直观地展现了人类祖先对自然的崇拜和敬畏。 彩陶工艺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原始工艺艺术的主体之一，而人面鱼纹彩陶盆是仰韶彩陶工艺的主要代表作，是研究原始艺术发展的重要史料。 二、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舞蹈纹彩陶盆2013年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马家窑文化舞蹈纹彩陶盆为新石器时代陶器，高14.1厘米，口径 28 厘米，底径 10 厘米。1973 年出土于青海省大通上孙家寨墓地，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舞蹈纹彩陶盆呈橙红色，上腹部弧形，下腹内收成小平底，口沿及外壁以简单的黑线条装饰，内壁上部绘有3组舞蹈图，图案上下均有弦纹，每组图案之间以平行要线和叶纹作间隔。舞蹈图每组5人舞者手拉手，面生调一致。人物头上都有发瓣状饰物，身下也有飘动的饰物。它是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的代表器物，为一件水器。 此件彩陶盆造型优美、是远古时代的一个现实主义作品，构图和谐，描绘精确，简单的线条蒋人物刻画得惟妙惟肖，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彩陶图案真实地再现了先民们群舞的热烈场面，有学者认为这形象地传达出他们用来庆祝丰收、欢庆胜利或者祭祀祖先的场景，对于了解原始先民生活、探索舞蹈起源与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玉龙2013年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该文物是一件新石器时代玉通体高26厘米。1971年出土于内蒙古翁牛特旗赛沁塔拉遗址，现藏于中国国家物馆。 该玉龙为已知红山文化玉龙中体型最大的一件，造型生动，雕琢精美，有“华第一龙”的美誉。玉龙由墨绿色岫岩玉雕琢而成，吻部前伸上扬，梭形细目鬃飘举，卷尾有力，躯体卷曲若钩。虽然无角、无肢、无爪，却极富动感。玉龙部有一小孔，如果将它穿绳悬挂，头尾两端恰好处在同一水平线上。玉龙的吻部较长鼻部前突，并上翘起棱，端面截平，有两个并排的鼻孔，其首部似有猪首特征。新石器时代很多遗址中都有类似龙形的遗存，或为蚌塑，或为彩绘，或为雕关于龙的原型，研究者们提出过各种假说，如蛇、猪、鱼、蜥蜴等。关于新石器代红山文化玉龙的用途尚无定论，有学者认为它与新石器时代的原始崇拜有着密的关系，推测大概是一种作为宗教图腾象征或是用于祭祀的礼器。 四、良渚出土玉琮王2002年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良渚出土玉琮王为新时代玉器，高8.9厘米，直径约17厘米，重约6500 克，于 1986 年出土于浙江州市余杭反山 12号墓，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 琮体呈扁矮的方柱体，内圆外方，上下两端为圆面的射，中间有对钻圆孔，因其体积之大与纹饰之繁为现存玉综之首，被称为“玉琮王”。琼体四面被中间的直槽一分为二，四面的直槽内上下各雕琢一神人兽面纹图案，共8个，运用技浮雕和面线刻两种技法雕琢面成。又用横槽将玉综分为上下两节，每节义分上下两个组成源分。综体每一节以转角为中轴线，共刻有8个神人曾面纹图案。这一人曾结合的图案是良渚玉琮纹饰的基本特征，人脸呈倒梯形，圆眼宽鼻阔目，表情成严。人头+羽冠由22 组放射状羽翎组成。兽面眼睛巨大，獠牙外撤，有鸟足形利爪。雕刻有神人兽面纹的玉器通常出现在高级墓葬中，可能是一种权力与地位的象征。良渚玉琮王是软玉雕琢，其表面细密的线条采用阴纹线刻技艺雕琢而成，是当时玉雕技术的巅峰之作。玉器的制作与使用，具有原始宗教信仰和权力身份的象征意义。良渚文明处在新石器时代，如此精美的玉器被加工出来且保存至今，就显得更为珍贵。 五、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彩绘蟠龙纹陶盘2013年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龙山文化彩绘蟠龙纹陶盘为新石器时代陶器，高9厘米，直径 40.7 厘米，底径15 厘米，腹深7.8厘米。1980 年出土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陶盘胎呈褐色，表面为灰褐色。盘外壁绘有绳纹，内壁上沿一周涂成朱红色，内壁以黑色磨光陶衣为地，盘内用朱红色绘出一条蟠龙。蟠龙在盘心与盘的内壁作盘曲状，头在外圈，尾在盘底中心，红鳞纹遍布周身，豆状圆目，张巨口，长舌外伸。此陶盘是龙山文化中彩陶制品的代表，造型质朴，图案精美。 陶盘上的蟠龙纹是中原地区迄今所见最早的蟠龙图案。考古学者一般认为，此陶盘的彩绘图案是蛇形龙的形象，通过与史前相关遗存比较，断定该蟠龙纹原型为蚕吃桑叶的形象，这对于深入了解中国蚕桑文明在文化形成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提供了新视角。此陶盘的蟠龙形象无角也无爪，且头在外，身向内卷，而商周青铜器」的龙纹与此正相反；但是两者盘曲形态一致，构图颇为接近。这为研究中国古代青 铜文化渊源提供了线索。蟠龙图案一方面反映出陶寺先民对龙的崇拜，另一方面由于绘有蟠龙纹的器只出现在高等级大墓中，是一种表示身份的特殊随葬品，这表明陶寺已出现代表权和国家的标志或实物象征。 第三节 巧夺天工一、嵌绿松石象牙杯2002年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嵌绿松石象牙杯为商代牙雕制品，高30.5 厘米，口径 11.2厘米，口壁厚 01厘米。1976 年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这是一件饮酒器，主体由象牙的根部制成，杯身似觚，圆口薄唇，中腰微束，底比较小，口、颈、腹、足各饰3组兽面纹，兽面纹的眼、眉、鼻或尾上各镶嵌绿松石。杯鋬为夔龙形，龙头向上，眼睛镶嵌绿松石。在龙背中部雕一突出的兽头，双角竖起，眼睛和眉毛均镶嵌绿松石。鋬上有上下相对的小圆榫，插入杯身，制作精致，纹饰繁缛。 工匠们因材制器，先雕刻好杯身及杯鋬，然后将杯内外打磨平整，接着再描绘好纹饰，用刻刀雕出纹饰，最后将绿松石镶嵌于表面。这件酒器极为精巧，充分体现了商代先民对雕刻艺术的理解及卓越的雕刻技巧，是我国古代象牙雕刻工艺品中的杰作。 妇好墓是殷墟唯一保存完整的商代王室墓葬，墓主为商王武丁的配偶，曾多次率兵出征，立下战功。墓内出土了大量玉石器、礼器和象牙器，大体反映了武丁前后商王朝的兴旺和手工业的发展水平。 二、商太阳神鸟金箔片2013年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太阳神鸟金箔片为商代文物，外径12.5 厘米，内径 5.29 厘米，厚 0.02 厘米，重 20 克，含金量达 94.2%。2001年出土于四川省成都市金沙村，现藏于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整个金箔片呈圆形，图案采用镂空的方式表现，分成内外两层。内层为一个圆圈，圆周等距离分布12条旋转的齿状光芒，形成旋涡造型。外圈图案环绕在内图边，由4只相同的逆时针飞行的鸟组成。4只鸟前后首尾相接，与内层旋涡旋向相反。 这套图案有两种不同的解读：一种认为旋涡代表太阳神，周围4只鸟是古代话中太阳神的4位使者，代表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第二种观点认为漩涡代表太阳太阳、4只鸟是背负太阳运行的神鸟，图案表示的就是“金乌负日”这一传说多数学者赞同第二种说法。太阳神鸟金箱片表现了古蜀人对太阳和鸟的崇拜，是究古蜀国宗教祭祀活动和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重要物证。 对太阳神鸟金箔片上残留的痕迹分析后，考古专家认为，这件金箔至少采用热锻、锤操、剪切、打磨、镂空等多种工艺。锤探时要使金箔的薄厚基本一致，切时要使其成为标准的圆形。它不仅是古人深邃的哲学宗教思想、丰富的想象加体现、更是古人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和精湛工艺水平的完美结合，是古蜀黄金工艺煌成就的代表。 2005 年，太阳神乌金箔片图案正式成为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 三、曾侯乙尊盘2002年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曾侯乙尊盘为战国早期文物尊高30.1厘米，口宽 25 厘米，重约9千克；盘高 23.5 厘米，宽 58厘米，深12厘米重约 19.2千克；整套器物通体高42厘米。1978年出土于湖北省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尊是古代的一种盛酒器，盘则是水器，曾侯乙尊盘融二者于一体，拆开来是两件器物。整套器物纹饰繁缛，富丽堂皇。其铸造技艺高超，有鬼神工之妙。 曾侯乙尊盘装饰纷繁复杂，铜尊是用34个部件，经过56处铸接、焊接连成一体尊体上装饰着28条蟠龙和32条蟠螭，颈部刻有“曾侯乙作持用终”7字铭文。铜盘盘体上共装饰了56 条蟠龙和48条蟠螭，盘内底也刻有“曾侯乙作持用终”7字铭文，由此可知其为曾侯乙生前所用器。分型制模、分模制范、分型铸造、加工装的工艺组合，是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铸造的主流技术。曾侯乙尊盘的零部件数百计，其组装的复杂程度至今仍令人惊叹不已。 112这件尊盘的惊人之处还在于其巧妙的透空装饰。装饰表层彼此独立，互不相连市内层铜梗支撑；内层铜梗又分层联结，参差错落，玲疏则透，精华围。这一文物的发现，证实了在2400多年前的战国早期，中国的失蜡法铸造技术已经达到极高的水准。 四、水晶杯2002年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水晶杯为战国晚期的水晶制品，高15.4厘米，口径7.6厘米，底径5.2厘米。1990年出土于浙江省杭州市半山镇石塘村现藏于杭州市博物馆。 此水晶杯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早期水晶制品中器型最大的一件。杯体敞口平唇，杯壁斜直呈喇叭状，圆底，圈足外撇，酷似现代的玻璃杯。杯体通体平素简洁，透明无纹饰，略带淡琥珀色。 该水晶杯的珍贵价值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材料，地矿部门表示，战国晚期的中国找不到这样的高纯度水晶，到目前为止水晶的来源依旧成谜。二是制作工艺，水晶杯主要采用打磨工艺和抛光工艺制作，由于杯体上宽下窄，且水晶硬度很高，所以对打磨、抛光、取芯工艺有极高的要求。尽管战国时期的玉器加工已经进入了鼎盛时期，但要制作这样一个内壁和底部打磨得如此光滑的水晶杯依旧很有难度。是造型，水晶杯的外形与现代我们所用的玻璃杯极其接近，学者猜测，是由于有限的制作水平而选择用这样的线条轮廓来达到美观、实用的效果。 五、直裾素纱襌衣2002年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直素纱衣为西汉文物，衣长128 厘米，通袖长 195 厘米，袖口宽 29 厘米，下摆宽 49 厘米，共用料 2.6 平方米，重49克(除去袖口和领口部分，其余重25克左右)。1972年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现藏于湖南博物院。 西汉直裾素纱襌衣是上衣下裳的深衣样式，右衽交领、直裾。整件衣服以素纱为衣料，没有里衬与颜色。素纱是以单经单纬丝交织而成的一种方孔平纹织物，孔眼均匀，布满整个织物表面，密度稀疏。因其孔眼大，透光面积在75%以上，可谓轻若烟雾，薄如蝉翼。衣领和袖口边缘用织锦做装饰。 中国专家曾试图复制一件素纱襌衣，经探究发现，衣服质量轻的关键在于的蚕丝重量轻，而蚕丝的轻重与蚕的体重相关。经过13年的努力，专家们终于出一种特殊的食料喂养蚕，但用这些蚕吐出的丝复刻的素纱襌衣依旧比原件要重。克。素纱襌衣作为世界上现存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制作工艺最精湛、最轻一件衣服，在中国的服饰史和科技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第四节 体量之最 一、商铜立人像2013年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商铜立人像为商代青铜器，人像高180厘米，通体高 260.8厘米，重约180千克。1986年出土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现藏于三星堆博物馆。 雕像采用分段浇铸法嵌铸而成，身体中空，分为人像和底座两部分。人像头戴高冠，身穿窄袖与半臂式共三层衣，两侧下垂呈燕尾式。衣服上装饰有精美的花纹以龙纹为主，配以鸟纹、虫纹与目纹等。铜人身体修长，大眼，隆鼻，方颐大耳，其双手手型环握中空，两臂略呈环抱状构势于胸前。赤足站在方形怪兽座上，整体形象庄重威严。 此立人像是目前中国所见先秦时期铜质造像之最大者，填补了这一时期大型铜造像的空白，在世界青铜立像圆雕人像铸造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研究古蜀人的形象、服饰和宗教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商铜立人像是现存最高、最完整的青铜立人像，被誉为“世界铜像之王”。商铜立人像存在着众多未解之谜。此立人像形象端庄肃穆，有学者认为，可能是“群巫之长”或某一代蜀王。 二、大玉戈2002年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大玉戈为商代前期文物，通长94厘米，宽11厘米，厚度仅为0.5厘米。1974年出土于湖北省黄陂盘龙城遗北李家嘴三号墓，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玉戈由刃和柄两部分组成，刃部和柄部相交处有一个圆孔，使用时可用绳子穿过网孔，将玉戈固定在木柄之上。玉戈的玉料经过侵蚀后呈灰自色，局部有体扁，刃部的一边平直，一边略成弧形，两边均有刃。玉戈头部尖而薄，柄部略为长方形，中间有稍微凸起的脊。整体呈扁长形，通体光素。 玉戈最早见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此后的西周亦有制作。大玉戈属于礼及的主要用在古代高级贵族的仪仗之中，象征着权力和地位。大玉戈是目前出生最长的，被誉为“玉戈之王” 三、后母戊鼎2002年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后母戊鼎为商代后期约（公元前14一公元前 11 世纪)文物，高 133 厘米，口长 112厘米，口宽79.2厘米。1939年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后母戊青铜方鼎(曾用名“司母戊鼎”)，形制巨大，重832.84千克，是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器腹内铸有铭文“后母戊”，是商王母亲的庙号。厚立耳，腹部呈长方形，下有四柱足承接。器腹四转角、上下缘中部、足上部扉棱。鼎身纹饰丰富。器耳上以云雷纹为地，饰有一列浮雕式鱼纹，耳外侧饰有雕式双虎食人纹；腹部周边饰有饕餮纹；柱足上部饰有浮雕式饕餮纹，下部有两凸弦纹。 鼎器身与四足为整体铸造，鼎耳是在鼎身铸成之后再装范浇铸而成。此鼎原料超过1000 千克。如此大型的鼎器，对铸造技术有极高的要求。此鼎充分说明商代后期的青铜铸造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组织严密，技术高超，是高度发达的商青铜文明的绝佳代表。 四、曾侯乙编钟2002年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曾侯乙编钟是战国早期的一套大型礼乐重器，钟架长748厘米，高 265 厘米。1978年出土于湖北随县曾侯乙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 曾侯乙编钟全套编钟共65件，分为3层8组，悬挂在呈曲尺形的铜木结构铺上，最大的钟高 152.3 厘米，重 203.6千克。装饰有人、兽、龙和几何纹样，采用圆雕、浮雕等多种技法，以赤、黑、黄色与青铜木色相映衬，显得庄重肃程，精美壮观。编钟的钟体、钟架和挂钟构件上，共有铭文3700余字。这些铭文不仅标注了名钟所发音律及律调阶名，还标明了这些阶名与楚、周、齐等名国律调的对应关系，是面要的实物资料。 曾侯乙编钟是至今世界上已发现的最雄伟、最庞大的乐器。有关部门曾对这编钟进行调音，结果表明我国在战国时代已具有完整的十二乐音体系，打破了过去认为十二律是古希腊传来的说法。曾侯乙编钟拥有迄今所知最为完整的周代乐音系列及其乐律称谓体系，同时，作为礼乐之器它还蕴含着丰富的礼乐文化思想，是中国先秦社会的文化符号，是人类历史文化宝库中的珍贵遗产。更有学者认为，它代表了中国先秦礼乐文明与青铜铸造技术的最高成就。 第四节 文化交流 一、朱然墓出土漆木屐2002年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朱然墓出土漆木屐为三国时期文物，整体呈椭圆形，长20.7厘米，齿高 3.2厘米。1984年出土于安徽省马鞍山市朱然墓，现藏于马鞍山市博物馆。木屐简称“屐”，是一种两齿木底鞋，在隋唐之前，特别是汉朝时期，是常见的服饰。漆木屐为木胎，一对两只，板和屐齿由一块木板刻凿而成。顾板前后圆头商星椭圆形；屐齿为前后两个；系孔有3个，前端一个，后端两个。木展上彩经已露朽不见。木屐主体刻凿完成后，工匠又在木胎上打灰腻，一面髹黑漆，面光泽易一面在灰腻中镶嵌细小的彩色石粒。最后上漆，磨平，露出点缀其间的彩色小石粒，第之呈现一定的美感。漆木展造型优美，漆质漆艺也很高，证明了中国在2世纪前后就已拥有了发达的髹漆工艺。 此漆木屐与日本镰仓平安时代古画上的木屐高度相似。在朱然漆木屐没有出十之前，木屐被认为是“日本本土文化代表”。随着朱然墓漆木屐的发现，学者们认为它证明了木屐应该是由中国东传到日本的，后来在日本被广泛使用，体现了中日两国间的文化交流。 木屐在中国至少有5000年的历史。1987年，考古工作者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发现了两件残存的木屐。 二、鸭形玻璃注 2002年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鸭形玻璃注为五胡十六国时期北燕的玻璃制文物，长20.5 厘米，腹径 5.2厘米，重70克。1965 年9月出土于辽宁省北票市北燕权臣冯素弗墓，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鸭形玻璃注为淡绿色玻璃质，质地光亮，半透明，微微可见绿色锈浸。它身形横长，一端张扁嘴如鸭，长颈圆腹，曳细长尾，尾尖残断。通体为柔和的曲线造型结构匀称。腹下两侧各粘有一段波状的折线纹以拟双足。 该鸭形玻璃注是利用吹管技术制作成形的，主要采用粘贴玻璃组成的细部图案作装饰。它是冯素弗墓出土的玻璃器中工艺最复杂、器型和装饰最有特色的一件。有学者认为这件器物是古代的欹器。欹器是一种计时器，类似沙漏。其重心在前只有腹部充水至半时，后身加重，才能放稳。这种动物造型的玻璃器皿在我国仅出士一例。 经过化学分析，这件器物的材质属于钠钙玻璃，当时的中国并不能生产。部分学者推测，这种原材料极有可能是通过草原丝绸之路进口的。通过研究其制作工，学界猜测这是由罗马帝国输入的。北燕政权所在的地区位于今天的辽宁西部，边的少数民族部落契丹、柔然等有良好的外交往来，这些部落又是穿行于草原级之路、沟通彼此贸易往来的信差与使者。因此，这件鸭形玻璃注是古代东西方文交流的重要物证。 三、唐代陶骆驼载乐舞三彩俑2013年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唐代陶骆驼载乐舞三彩俑加代陶器、骆驼高58.4厘米，首尾长 43.4厘米，舞俑高 25.1厘米。1957 年出土于西省西安市鲜于庭海墓，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骆驼昂首挺立，驮载了5名汉、胡成年男子。中间一个胡人在跳舞，其余4围坐演奏，他们手中的乐器仅残留下一把琵琶。据夏先生研究，应该是一人拨琵琶，一人吹筚篥，二人击鼓，均属胡乐，演奏的是唐代开元、天宝年间的“新声”即胡汉文化融合后的新舞乐。此陶俑将人与骆驼的比例做了夸张处理，造优美生动，釉色鲜明润泽，代表了唐三彩的最高水平。唐三彩是中国古代陶器烧工艺的珍品，是盛行于唐代的一种低温釉陶器，釉彩有黄、绿、赭、褐、白、蓝色彩，多以黄、绿、白三色为基色。 陶俑集杂技和马戏于一体，5名汉、胡艺人在没有围栏的驼背上载歌载舞，难度极高，展现了胡人来到长安从事音乐、舞蹈、杂技等艺术活动的情形。当时长安城东西两市有专门的百戏班子，唐玄宗曾“召两市杂戏以娱贵妃”。该陶俑是唐代文化艺术、制作工艺发达昌盛的重要物证，也见证了丝绸之路上各民族交往的空前盛况。 四、舞马衔杯仿皮囊式银壶2002年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舞马衔杯仿皮囊式银壶为唐代文物，通体高 14，8 厘米，口径 2.3厘米，重 0.549 千克。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市何家村唐代窖藏，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从外形上看，壶身呈扁圆形，是仿造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契丹族使用的皮囊壶制作而成。此壶的制作工艺独特，壶盖帽为捶探成型的覆式莲瓣，顶中心铆有一个银环。环内套接了一个长14厘米的麦穗式银链与提梁相连，壶肩部焊接着一端有3朵花的、像弓形的提梁。壶底与圈足相接处有“同心结”图案。 壶身是用一整块银板捶打成形的，再用模压的方法在壶腹两面模出两匹相互对应奋首鼓尾、衔杯饲拜的舞马形象，再将银板左右两端黏压焊接，反复打磨致平，几乎看不出焊接的痕迹。 这种壶的形制在辽金时代的古墓中常有发现，是契丹文化的代表器物，在唐代金银器中非常罕见。唐朝时，很多少数民族移居中原，其中包括来自东北地区的契丹人。这件银壶，正是中原地区和契丹等各族存在文化交流的证据，是少数民族化与中原文化交流和融合的产物。 第六节 技术发展 一、西晋神兽纹玉樽2013年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西晋神兽纹玉樽实际是东汉期的文物、高10.5厘米，口径 10.5厘米。1991年出土于湖南省安乡黄山头林场南禅湾西晋刘弘墓，现藏于湖南博物院。 这件东汉玉樽为直简形，已经被沁蚀成不透明的灰白色，但器表仍有光泽。形制与汉代漆樽或铜樽造型一样：大直径筒形器体、呈轴对称形态的双铺首，还有按三等分圆周留置的圆雕蹲熊樽足。器身纹饰被3道凹弦纹分割成上下两部分，上部两侧有一对呈对称状的兽首衔环铺首作器耳，周壁浮雕是螭龙、独角龙和乘云们人纹饰；下部纹饰分3组，分别是仙人与螭龙、独角兽与螭龙、独角龙与熊争斗玩图案。樽上共有 18个雕琢生动的主题纹饰，纹饰以流云为衬托，生动且气势恢宏这件玉樽的制作方法基本上继承了战国的传统，纹饰构图方面打破了对称的格局，较为成功地运用了均衡的规律。该玉樽是目前中国所见最为精美、奢华的汉代玉容器之一，代表了汉代玉器制作技艺的最高水平，故有“玉樽王”之称。 二、吴青釉褐彩羽人纹双系壶2013年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吴青釉褐彩羽人纹双系壶为三国时期的文物，通高32.1厘米，口径 12.6 厘米，底径 13.6 厘米。1983 年出土于南京市雨花台区长岗村吴墓(五号墓)，现藏于南京市六朝博物馆。该壶为青瓷质地，圆弧形盖，盖钮作回首鸟形。平底，圆鼓腹。瓷胎白中略带灰色、施青釉。上腹一周贴塑4个铺首、两尊佛像、两个双首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身绘有持节羽人、异兽，高低交错排列。 该壶端庄古朴，胎质细腻，施釉均匀，采用釉下彩绘、堆贴的装饰技法，反映了当时烧瓷技艺之高超。该器物是我国迄今所见以绘画技术美化瓷器的最早器物，事条“早期瓷器中的精品”。它的出土证明了我国在三国时期就已经建提了绕彻种彩的工艺，改变了人们以往对釉下彩工艺开始于唐朝的认识。 三、北齐青釉仰覆莲花尊2013年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北齐青釉仰覆莲花尊为魏晋南业朝时期北齐的文物、高63.6厘米，口径19.4厘米，足径202厘米。1948年出十千河北景县封氏墓群，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该尊为侈口，长颈，橄榄形腹，外撇高足。颈肩相接处有6个桥形复系。颈部装饰分为3层：上层贴一对飞天，中层刻3圈弦纹，下层贴对称的忍冬、莲花纹。腹部足部均装饰仰、覆莲，上腹还有贴花菩提叶装饰。有盖，盖钮下雕覆莲瓣，盖沿上雕仰莲瓣。通体施青釉，釉色青绿温润，为青资。 青瓷是著名的传统瓷器种类，在胚胎上施以青釉，也就是以铁为着色剂的青绿色釉，在还原焰中烧制而成。早在商朝就出现了原始青瓷，但是胎料中杂质较多，釉色不稳定。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青瓷烧制技艺明显提升，且南北方烧制的青瓷各有特色。这件器物正是北朝时期北方青瓷的代表作品，器形高大，器体雄伟，工艺精巧细致。 莲花是佛教文化的重要宗教象征。莲花尊用于随葬，代表逝者的精神寄托，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佛教艺术相结合的产物。 四、隋绿玻璃小瓶2013年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隋绿玻璃小瓶为代文物，高12.5厘米，口径 3.8厘米，足径4.9厘米。1957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李静训墓，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此文物以绿色玻璃制成，瓶口与腹部剖面均为椭圆形，器壁极薄，晶莹玉润。璃条缠圈足和口沿，器底有疤痕。此件玻璃瓶采用北魏时期传入我国的吹制法引成。 经过化验，隋绿玻璃小瓶的质地为高铅玻璃，是中国自己制造的玻璃器。它的出土表明隋代玻璃吹制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中国玻璃制造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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